群體事件中 那些正負能量博弈
在遼闊的非洲大草原，有一種自然奇觀——角馬大遷能量屋移。當上百萬頭角馬群集在一起，向著千裡之外的目的地奔跑時，那種互相暗示、感染乃至鼓動的神奇力量，竟然讓它們跨越正常的趨利避害本能，明知必經之地馬拉河裡
有無數鱷魚張著血盆大口等待美味，它們也義無反顧地向前衝去，即使成千上萬的角馬在血肉橫飛中化為烏有。非洲角馬的群體性行動，似乎可以在很多動物身上找到相同點，比如狼群的攻擊、蜜蜂的護巢。
自然界群體行動檜木桶的這些現像特征，也給人類的群體行動帶來很多啟示和思考。例如一些本來基於良知和正義感的集體行動，為什麼在一些地方演變成為盲目粗暴的內部自戕和破壞運動？為什麼當人群陷入狂熱之中，正能量常常不是負能量的對手？復雜而紛亂的信息，很容易讓我們陷入迷茫與困惑中，這些問題如不一一剖開，整個社會如不吸取教訓積累經驗，社會將很容易陷入如唐代詩人杜牧所說的陷阱——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群體行動專業而又復雜，有時它展現的是一種井井有條的秩序感，有時它展現的是狂躁混亂的布朗運動，有時它在有序和狂亂中搖擺不定。那麼，在什麼情況下，它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呢。
富有秩序感的群體行動，通常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國家主義安排下的統一行動，比如盛大的群眾慶祝，組織有方，訴求一致；另一種是成熟公民社會中的自我治理，群體行為在法治的軌道中、理性的自治中平穩運行，大到集體訴求中的秩序井然，小到對垃圾雜物的回收，都由民眾自發進行周密的組織和分工，也是日常參與民主訓練的結果。
而當下的中國，處於歷史大轉型的重要時刻，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都在結構上發生著或大或小的變化，變化所導致的正負效應也不斷衝擊社會大眾，新的社會運行形態層出不窮。這些新事物、新思維、新格局，給傳統的治理帶來挑戰，也帶來契機。甕安事件、石首事件、什邡事件、反日游行事件等，都大體呈現出混亂，或者在有序和混亂中搖擺不定的狀況。就像非洲大草原上的百萬角馬大遷徙一樣，一旦某個導火索將分散的個體在極短時間裡大規模聚集起來，群體所集合的力量往往是把雙刃劍。專門研究群體運動的學者曾這樣分析這種力量的詭異之處：人們變得衝動、狂熱、大膽、非理性，仇恨及各種謠言會迅速蔓延，個別極端言行很容易像瘟疫一樣快速傳染，責任缺失而破壞欲上升。其實這樣的社會心理導致的行為變異，在日常生活中，也會以各種方式出現，比如當某個人做出一件令人氣憤的事時，群體抨擊、網絡人肉會迅速令事態升級，而且常常會逾越法律和道德，當事人的姓名住址工作單位甚至家庭成員，統統被曝光，進而給當事人帶來無盡的煩惱與傷害，這種站在道德高地的群體行為，往往會大大超越犯錯者應受的懲罰。
上述所說的大部分群體行動，由於一哄而起、迅速而暴烈，屬於社會學家所稱的“烏合之眾”（此處並非貶義）。當群體行為完全無組織無紀律時，他們會出現極度的盲從、狂熱，也很容易出現仇恨。狂熱的人群會讓其中一些成員行為完全失控，做出各種無法想像的舉動，包括暴力，而其他成員會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喪失責任感和忌憚，而不由自主地跟從，甚至暴力相加。這個時候，任何理性的、勸說性的言行都是無效無力的，甚至還有危險，因為群體的智商比起個人而言，大大降低，一旦遇到零星的反對者，非理性的洪水將輕而易舉地將不同聲音淹沒。這就很容易解釋，為什麼在一些群體事件中，一旦出現狂熱和暴力時，理性的喊話、對話幾乎無濟於事，頭腦清醒者只能通過其他溫和的、曲線的方式來糾偏，比如西安長安路上的“舉牌哥”提醒日系轎車掉頭，比如好心人讓日系車裡的小孩拿著國旗搖動逃過砸車一劫。
很多社會學家、心理學家通過長期研究發現，不少群體暴力事件中的參與者，並非社會的中堅力量，更多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失敗者或者空虛迷失自我的人。所以，社會心理學家霍弗提出“一個群體的性格和命運，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員決定”之說，而且進一步論述道：仇恨可以給空虛的生活帶來意義和目的，恨是極為有力的凝聚劑。而在解釋為什麼面對不同對像仇恨程度會不同時，他解釋道“恨一個有不少優點的敵人比恨一個一無是處的敵人容易”。這些分析有助於我們從更深層次來認清群體事件中的人員構成與暴力淵源。或許，所謂“仇日”只是一部分人的借口，真正的心理因素在於他們需要借助這樣一種群體行動來宣泄內心的焦慮、失落和不滿。破壞是宣泄的一種方式，通過破壞以及完全無理性無節制的暴力，找到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和痛快。
因此，要減少這樣的群體暴力，一方面是鏟除負能量生長的土壤，一方面是擴大正能量成長的空間。
對於鏟除負能量土壤，其實我們早已耳熟能詳，就是推進全社會的公平正義，讓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讓所有人在機會面前人人平等，讓權力受監督、讓民眾有足夠的表達空間，讓官蒸足桶民之間有通三溫暖烤箱暢便捷的溝通互動渠道等等。當這些逐步改善時，越來越多的失意者、失敗者、迷失者才會重新看到希望、找到向上的渠道，心中的郁結消除，以暴力來宣泄也就釜底抽薪了。
對於擴大正能量成長空間，其實做得還遠遠不夠。其中包括在教育體系裡鄭重加入公民意識的培養，這種培養比起應試、分數重要得多，它關系到那些孩子們究竟會帶來怎樣一個充滿希望、陽光和真善美的未來。而這樣的未來自然有對他人的尊重、對法律的敬畏、蒸腳桶對社會的獨立思考、對公共領域應承擔的責任。除了教育，還應該包含對社會組織的逐步開放與促進。面對不斷流動運動著的社會，政府不可能包辦一切，大量的社會責任需要交給社會來承擔。如果在公民意識逐步提升的基礎遠紅外線能量屋上，社會組織也日益成熟健全，那麼，面對任何群體行為，社會組織會以理性的、守序的方式做好疏導引導工作，而這種正能量足以對那些充滿邪惡的負能量進行有力牽制。
未來五到十年的中國，是社會轉型極為重要的時刻，貧富差距社會矛盾能否大大緩解，中等收入陷阱能否避免，貪污腐敗能否大大減少，甚至破壞性的群體行動能否少而有序，關鍵在於能否以斷腕之勇，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領域，進行更加廣泛而大刀闊斧的改革。
非洲草原上的百萬角馬集體大遷徙，我們是帶著欣賞的態度，去賞鑒和體味動物世界中的勇氣和偉力；但現實世界人的群體行動以及衍生的暴力，卻要求我們必須帶著深深的危機感去研究、疏導和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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